美国经济压力针对伊朗，要求全球配合中国也在其列？

8月20日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表示：“我们告诉各国，要么与我们同盟，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。”他所提到的“各国”不仅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，也涵盖了中国。贝森特宣称，美国将开启“前所未有的严厉经济行动”，目的是要“摧毁这个凶残政权的经济”，并最终实现“推翻这一政权”。他公开呼吁中国加入这一计划，协同美国对伊朗的孤立行动。就在前一天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声，誓言要实施“史上最具破坏力的经济措施”，同时警告“如果任何国家或政府允许它们的金融机构、企业或机场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，那么它们将面临严峻的经济后果。” 华盛顿希望全球均能遵循其外交政策，而中国赫然在这份要求之中。然而，外界不得不思考：美国有没有权力强行要求中国执行这些制裁？美国的财政部到底何时变成了“全球财政部”？

贝森特所作的施压表态，虽然在盟友之间运用时显得极具威力，但对中国而言，轻描淡写地说来就是赤裸裸的“外交胁迫”，重则恰如将美国联邦政府视作“世界政府”。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是基于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，然而该法所赋予总统的权力仅限于美国本土的管辖范围。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，属于不走程序的威胁，并未形成法律效力的正式制裁。美国却依然要求中国配合，而对此号召，其所依据的条约和法律并不具备全球效力。8月20日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明确回应，强调制裁并不能解决问题，真正的问题还是需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。他的表态言简意赅，却坚决表明：中国将不会认可或配合这种不合理的要求。

与此同时，不应低估美国的威胁对其盟国的影响，尽管美国的亲近伙伴可能会面临压力，但仍需衡量自身的现实利益。许多欧洲国家和海湾国家不愿完全切断与伊朗的贸易，因其在能源及经济层面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。美国期望实现的是各国步调一致地跟随自己的政策，但现实中各国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，协调形成统一立场本身就充满挑战，更别说要迫使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放弃其合法贸易权利，顺应美国的非法制裁。这种期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。

美国将对伊朗的制裁自称为“国际社会应对其威胁的必要措施”，但实际上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与美国的“毁灭性经济行动”有本质区别。目前，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主要涉及核扩散物项的禁运、武器的限制及相关方的资产冻结，未曾涉及全面的石油禁运，更没有要求第三国停止与伊朗的正常贸易。这就意味着，美国当前对伊朗实施的严厉制裁措施，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联合国相关决议的限制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，中国只需遵守安理会的决议，而不必执行美国单方面的制裁要求。此外，美国的单边制裁行为也明显违背了联合国的相关决议。

在程序层面上，当欧洲三国于2025年9月启动“快速恢复制裁”程序时，中方已明确对此程序的有效性表示否认，认为安理会并未就这一机制形成一致意见，2231号决议在2025年10月18日已终止。这一争议进一步指出，甚至在最严格的法律解释下，联合国也并未对伊朗实施全面的石油禁运。美国对中国的所谓“极限施压”，显然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。

无论是在拜登的任期内，还是在特朗普的时任中，对伊朗的制裁本质上都是出于美国国内法，并非联合国的多边行动。美国常常混淆这两者的概念：一方面是联合国的多边义务，另一方面是其单边霸权行为。中国有义务遵守的应是前者，而非后者。回顾安理会出台相关决议的初衷，是为了约束伊朗的核活动，目的是防止核扩散，而并非要推翻伊朗的现政权。联合国文件中，从未出现过“压垮一个国家的经济，推翻该政权”的表述。显然，美国将目标提升至摧毁伊朗政权，明显越过了联合国决议的界限。

美国施行的制裁划分为“一级制裁”和“次级制裁”，两者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。一级制裁主要适用于美国公民和企业以及以美元结算的交易，美国对此确实拥有管辖权。但次级制裁则不然，即使交易双方完全没有美国的相关参与，且交易不涉及美元或美国金融系统，美国依然试图惩罚参与交易的第三方。这种做法在国际法上一直存在争议，欧盟早在1996年就推出阻断法令以抵制这种域外制裁，中国同样有《反外国制裁法》。今年5月2日，美方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厂等五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后，中国商务部已对此发布阻断禁令，要求国内企业不应承认、遵循美国的这些制裁要求。这一举措表明，中国的国内法律对美国的制裁行为形成了制约。